Meta第二季度产生了318.62亿美元经营现金流,又花掉310.78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和购买服务器,最后只剩下7.84亿美元自由现金流。
要知道,Meta的广告机器仍然在高速赚钱。
二季度Meta营收608.01亿美元,同比增长28%;其中广告收入593.63亿美元,同比增长27%。广告展示量和平均价格同时上涨,营收也超过华尔街预期。
公司还把2026年资本开支下限从1250亿美元提高到1300亿美元,最高仍可能花到1450亿美元。
一份营收超出预期的财报,换来的却是接近8%的股价下跌。Meta股价当天收于585.61美元,财报发布后盘后跌幅一度接近9%。
扎克伯格回答说,他对实验室目前的进展“相当满意”。Muse Spark和Muse Spark 1.1只是Meta攀登模型能力阶梯的早期成果,公司正在训练体量更大、能力更强的模型。
他没有公布这款旗舰模型的发布时间,也没有拿出新的评测成绩,只说很快会有更多消息。
一年前,Llama 4表现不及预期,扎克伯格斥资143亿美元入股Scale AI,将28岁的汪滔请进Meta,并把重建AI体系的权力交给他。
汪滔和扎克伯格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都在19岁左右退学创业,都在二十出头成为亿万富翁,也都相信创始人式的集中权力和快速执行。已经40岁的扎克伯格,像是把Meta的未来交给了年轻时的自己。
竞争对手还在加速迭代,Meta为等待这张答卷付出的成本却越来越高。
汪滔一天不交出旗舰模型,扎克伯格便很难证明这些钱、这次重组和又一年的等待究竟换来了什么。此时换人或收缩,也等于承认此前付出的代价很难收回。
汪滔,已经成为了扎克伯格最大的沉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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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付”救世主?
汪滔当然没有闲着。
扎克伯格选择汪滔,本身就是一个有些冒险的决定。Scale AI长期为OpenAI、Google和Meta等公司提供数据与评测服务,汪滔知道各家实验室正在训练什么、又容易卡在哪里,但他此前没有领导前沿模型研发的经验。
汪滔最突出的能力一直是管理和资源调度。
Scale AI拥有上千名员工后,他仍坚持亲自审批新员工,并在数据交付客户前亲自抽查。他把这种执拗称为“质量是分形的”:管理者不在意细节,下面的人很快也会学会不在意。
扎克伯格看中的,正是这种很难从一家数万人大公司里找到的集中、强硬和执行速度。《金融时报》因此将汪滔称为Meta需要的“战时CEO”。
代价显而易见。
Meta原有AI团队约600个岗位被裁,杨立昆离开工作12年的Meta,另起炉灶研究世界模型。高薪新团队与旧研究体系之间出现裂缝。
这场重组的成本,如今也开始出现在Meta的财报里。
第二季度,Meta研发费用达到216.56亿美元,同比增长67%。CFO苏珊·李在电话会上表示,公司薪酬支出的增长主要来自过去一年增加的技术人员,尤其是高价招募的AI人才。
即使扣除24亿美元法律费用和11.8亿美元裁员费用,Meta第二季度的总成本仍同比增长约42%,远远超过28%的营收增速。
汪滔带来的不只是一套新的组织结构,还有一支越来越昂贵的AI团队。
扎克伯格这场豪赌的逻辑也由此变得清楚:他相信汪滔重建组织和调动资源的能力,最终可以转化为训练前沿模型的能力。前一项已经得到证明,后一项仍要靠模型交卷。
2026年4月,Meta推出汪滔团队的第一款模型Muse Spark。Meta从一开始便强调,它体量较小、速度较快,只是Muse系列“打头阵的”,更大的模型仍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