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国人均GDP只有709美元，到了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出现了7000万拥有一定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中产人群。
根据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和中金公司的数据，我国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万元以上的有70万人，月收入在1-2万的有784万人，而月收入在5000-1万的有6328万人。
从月薪5000往上，2019年的数据是7000万人，这7000万人，也被称之为我国的7000万中产阶级，尽管从其他方面来看，例如资产、投资、保险等角度，中产的定义或许还远不止于此，但对一个月收入2000以下的还有6亿人的经济体而言，我们对中产的定义，自然也不应该过于高估。
如今，时间回到2023年，中产的人数群体有没有变大，这是一个未知数，但相对确定的是，随着今年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增高，以及资金外溢的趋势不断形成，对国内7000万中产人来说，他们更害怕的是跌下神坛，跌下辛苦奋斗的中产阶级。
由奢入俭难，难的不仅仅是保住收入，更难的是还要对抗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
当趋势袭来，个人所要付出的成本越多，但换来的回报，可能还会减少，而不是增加。
对不少国内中产来说，今年的冬天都显得格外冷。
一方面是许多鸡娃父母因为教培行业的打压和取缔而受挫，另一方面中产还要面临自己房产贬值的可能性，尤其是考虑到一些中产家庭手中房子并不会太多，其余投资渠道也肉眼可见的少，因此房地产贬值，受伤最大的，应当是国内的中产一代。
中产阶级大多都遇到了一个好时代，不管是80后还是70后，这群人大多赶上了时代的快车，早早大学毕业，加入一个大公司或一个昂扬向上的行业，在时代的浪潮中自己的收入和见识跟着水涨船高。
但在今天，中产家庭所要面临的困境，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望子成龙”身上，今天卷学历已经不如过去的意义更大，最新的考研人数也出现了2015年以来的首次下降，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438万，远远低于市场预期。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考公人数再创新高，达到了300万人之多，而招录的人数却不到4万人，一方面是考验人数大降，另一方面是考公人数创新高，对中产阶级群体来说，过去他们寄希望于民营经济带给他们的那个时代的机遇，在今天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学历不再内卷，不是学历的含金量低了，或许更多说明的是，民营经济的信心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们对学历的重视程度。
狼多肉少的局面再次形成，困在学历里的内卷，是中产阶级下一代的问题，而对今天的中产阶级来说，问题还不止于此。
他们的孩子可能面临的是一个无法超越父辈的窘境，而对中产群体本身而言，他们所要面对的，还有跌落神坛的风险。
中产阶级和中产焦虑
提到中产阶级，就不得不提中产焦虑。
中产焦虑这个词汇的流行，最早在好几年前就被人们敏锐捕捉到，但这几年大家反而很少提中产焦虑，但反过来，这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增速还更为疲软，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可能恰好说明了今天国内中产阶级群体的消亡。
不仅仅是中产，普通人也同样面临巨大的焦虑。
焦虑在今天有人说是贩卖，有人说是在兜售，但这一切本质上的原因是，如果你没有焦虑，或者你没有被焦虑所困扰，那么如何贩卖以及兜售？
很大程度上，焦虑都是由一些显性的问题组成的：因为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让人觉得心累，也没有多少安全感，担心自己收入和财富缩水，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等。
我们为什么会担心这一切？
这其中有三个命题都和我们切身相关，第一个命题来自于自身处境，那就是住房、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等类似的现实焦虑。
第二个命题来自于中产阶级是否可以更进一步，也就是他们向下流动的危险和更多的人口上升为中产阶层的可能性，前者则是中产焦虑的根本，害怕向下流动；至于后者，则是一个更大范围内被我们所探讨的关于阶层固化的问题。
第三个命题则是一个更广泛的意义。那就是中产阶级的扩大，能否成为现代化转型的中坚力量，如亨廷顿所说，当经济增长社会产生大量中产阶级，它会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人类历史上对某一事物的焦虑，最终都有可能成为推动我们更多思考和转型的力量，这一点对中产来说也不例外。
正如经济学家韦森所说，“既然人类历史几千年证明了，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一个能够造成经济增长的体系。我们就应该发展市场经济不动摇，建立法治道路，沿着这个往前走。要是这个都动摇了，我回去搞计划经济说消灭私有制，那我们今天干吗？”
因而，当谈到阶级这个问题的时候，放在几十年前，这是非常值得细究的东西，但在今天，我们不应该逃避和回避这个问题，中产阶级也同样如此。
在一个理想的收入分配体系下，最好的模型就是橄榄球，两头小，中间大，而中间大的这个部分，指的就是中产阶级群体。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产阶级的扩大有助于形成一个社会的正面积极推动力量，同时中产阶级一定的知识体量和储备，也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裨益。
考虑到今天尽管我们有14亿人口，但本科学历者也依然至多不过1亿人左右，且由于这部分人口大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这也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不仅仅是中产群体的人数少，在城市分布上，更呈现出一二线和四五线城市的分离感。
最终，这也成为阻碍我们现代化转型的制约。中产集中一二线城市，也必然导致一个竞争社会和一个熟人社会的分离。
更直白来说，小城市讲人情，大城市强调竞争。
而这些也是不确定性的东西。
中产害怕向下流动，渴望向上流动，但决定这一切的，不仅仅是中产群体自身的努力，同样也离不开社会的法治和对私人财产的承认。
换句话说，中产不仅仅是一个财产观念，更重要的是对整个社会起到的一种高度参与和关注的群体，对社会的公平正义、付出回报等主题，都渴望得到关注并被承认。
而这些，都可以成为中产的焦虑。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下，中产群体有人进有人出，有人上有人下，这些可能都是正常的现象，这是由个人事业选择和投资利益决定的，但在其他方面，中产同样也关注公共保障和社会福利以及不确定性对自己的影响。
从个人焦虑到社会焦虑，中产的形成不仅仅具备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性，同时还具备高度的理性。
中产不仅仅是中产，更象征着向上流动的通道
中产虽然不是社会群体里的顶尖力量，但从相对人数和范围以及知识储备结构来看，中产群体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社会的中坚力量。
作为中坚力量，中产的焦虑不仅仅是害怕向下流动，更可怕的，还在于象征向上流动通道的狭窄或关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阶层固化。
社会流动性丧失的可能主要的还是底层的一些人，换言之，他们成为中产的路径正在变得越来越少。
过去人们可以通过考学、婚姻、当兵来改变自己社会阶层属性。
但今天来看，这三个行业都在肉眼可见机会变少，当兵越来越少，大学也不去读或者考不上越来越卷，原来的婚姻有很多跨阶层的婚姻，但今天的婚姻越来越强调门当户对，你几乎找不到不在你这个社会阶层的结婚对象，所以这个时候，向上流动的通道开始变得狭小。
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去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拼命向上？不向上行不行？
答案可能是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们缺乏对未来的长期确定性的预期。
例如，我养老到底需要多少钱？没人能够准确说清；在一些相对成熟的经济体里，交了养老金和税收，你就可以把钱全花掉了，因为你觉得没啥问题。
为什么我们笑欧美年轻人不存钱？本质上是因为他们的保障体系相对成熟。
而我们则不痛，我们的储蓄率全球前列，哪怕你挣了很多钱，但你依然心里没有安全感，没有确定性，因为你不知道以后的养老金够不够用，生病了需要多少钱，以及会生怎样的病，由于缺乏非常稳定的预期，这就像军备竞赛，一个普遍性的内耗，从教育到个人事业再到对财富的追求，皆是如此。
这是属于中产的囚徒困境。
我们追求今年怎么样，明年怎么样，收入争取达到多少，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娃，要不要给孩子报补习班，但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最终追求的是什么，以及最害怕的，到底又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需要向上流动？
因为处在下层，不确定性更大，焦虑自然也就更深刻。
今天的中产遇到的不仅仅是向下流动的问题，可能还在于阶层的固化，向上流动的希望变小。
有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对很多70后乃至80后90后来说，今天的生活都要比过去好很多，不论是住房教育乃至医疗，但为什么今天的人更焦虑？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跟希望有关，现在的人更多的似乎是无望，有没有希望很不一样，有希望现状即使不好，也总觉得会变好。无望则是无法改变，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自己的未来，完全无法自我决定，只能被决定，跟着时代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洪涛说，“今天大多数人处于“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住房、医疗、教育。以我今天的收入，买我现有的住房，都要不吃不喝至少得干25年，人一生，能工作多少年？”
一个没有干劲或缺乏干劲的社会，是对中产最大的消亡。
今天的我们为何重提民营经济，重提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要激发经济活力，激发中产的干劲，树立一个长期的确定性。
既然人类历史几千年证明了，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一个能够造成经济增长的体系，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并毫不动摇。
焦虑伴随着现代经济的增长，而我们四十多年就已经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到今天开始固化，新的活力就需要被重新激发，要找到这个活力并不容易，但我们不能因为不容易就不去做。
对中产来说，消亡的不是人数，而是一种向上的精神。
当这种精神被消亡殆尽，那才是最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