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梁锦松：我担心，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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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锦松：对香港的爱与忧

本刊记者 | 闵杰 徐方清

本文首发于总第810期《中国新闻周刊》  

梁锦松是除香港特首外，在内地知名度最高的几位政经界人士之一。这源于他身上两个著名的标签，一个是前香港特区的“财神爷”，即财政司司长；另一个，是因为他在2000年娶了当时最出名的跳水明星伏明霞。

实际上，除了这两个标签，梁锦松更是香港金融界的翘楚。他曾在花旗银行工作23年，30岁就已做到地区经理，是当时华人在香港银行界职位最高的人。在摩根大通，他也曾任亚洲区主席；后来他还在黑石集团出任大中华区主席。

2001年5月，应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邀请，梁锦松放弃2000多万港币的天价年薪，出任年薪仅为240万港币的香港财政司司长一职。

2003年7月，梁锦松以个人理由辞职。尽管任职时间不长，但在财政司司长任内，他大刀阔斧地推进香港财政预算改革，发表《财政预算案》，大幅增加各种税项，如利得税、薪俸税、汽车首次登记税、离境税、博彩税等，以解决高达700亿港币的财政赤字。

在任内，他还协助香港特首董建华，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代表香港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这份协议对香港影响深远。

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如今身为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的梁锦松在香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畅谈他对香港的爱与忧。

“我学到了谦卑”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了两年多香港财政司司长，这段经历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梁锦松：以前我从来没想过会从政，当时非常幸运地当了财政司司长。虽然当的时间不长，但是媒体也很客气地说我这两年做了很多事情，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

客观来说，我的政策最后的效果还是比较成功的，媒体也说是正确的政策，只是“政治不正确”。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做了正确的事是对我最好的评价。说我政治不正确的评价，也让我学到了做公务员和在商界是很不一样的。在商界你只需要合法地做事，然后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用管太多其他的感受。但是公务员是不一样的，做的每件事是关于每个人的生活，就算我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急于求成，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需要更多的时间，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是很难的。

比如说要加税，要降低公务员的工资，大部分意见肯定是反对的。当时有人问，每个政府都有财政赤字，为什么只有你这样改？主要是当时我接手的时候财政赤字已经占到GDP的6％，因为我的上一任财政司司长减税、加福利、涨公务员的工资等导致结构性的财政赤字。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财政赤字都是用美元计算，美元汇率一直浮动，香港是固定汇率，所以当时只能加税。这个方案一推出来大家肯定是反对的，但是最后证明是对的。

我在商界23年一直都比较顺利，30岁已经当上了花旗银行东亚地区的经理了，在比较顺利的时候就不会顾虑他人的感受。通过担任公职我体会到了在商界和做公务员的不一样，不能太自我，让我学到了谦卑。我觉得还是得大于失。

“眼界比较小，

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中国新闻周刊：你担任过政府公职，也长期担任私营银行的总裁。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香港的问题，有什么不同的认识？

梁锦松：很不一样。当我做过财政司司长之后发现，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不能老是批评政府做得不对。中国有一句话，当家才知柴米贵。比如说当时我减赤字的政策，很简单，但是影响了很多人。

还有，比如说教育的问题。因为我协助、支持了董建华先生的选举，他当选之后，就委任我当了行政会议非官守（非官方）成员。

当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委员会，叫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相当于内地的高教委。进这个行政会议是因为我一直在做银行，比较了解金融，而且也比较关心教育。当时教育改革是我领导的，可以说是把香港的教育改革向前推了一大步，到现在国外都觉得当时香港的教育改革可以持续十几年是个奇迹。现在香港的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教育基本上没什么重大的改变。

社会各界对香港教育主要的抱怨是太注重应试，但是很多老师，当他是学生的时候，也是接受这种应试教育，如果突然让老师换一种方式教书是很难的。

所以批评是很容易的，但是提出有效的建议是很难的。我离开政府十几年了，没有评论过政府的公务，最近两三年才出来说教育的问题。我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小组叫“教育2.1”，是对现在的教育提出一些建议。这个小组有17个人，基本上都是教育界的精英、商界的领袖和专业人士等，我们提出看法，希望能引起社会的讨论。

中国新闻周刊：不少香港年轻人对未来比较迷茫，看不到希望，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梁锦松：三年前我曾经说过特区政府有三个地方做得很不好，没有充分重视年轻人的发展，特别体现在三个“上”：“上楼”，没希望；“上流”，没机会；“上位”，很困难。

香港地价很贵，房价也可能是全球最贵的。大概要18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个中等的房屋，只有47平方米。所以，现在年轻人要跟父母一起住的越来越多。

因为租金比较贵，所以香港的就业越来越窄，大部分人选择了金融。但是香港400万的就业人口，只有大概25万人在从事与金融相关的职业，不做金融很多人就没工作做了。为什么我能30岁做到地区经理？因为我前面没有人有足够的教育水平。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再出来关注教育的问题，我是比较担心香港的年轻人。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内地市场大，成本低，年轻人的拼搏精神也比我们强。我希望现在的香港人能好好思考，经过了20年，究竟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我们没有足够重视年轻人的诉求”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你签CEPA的时候香港面临的问题，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有什么不同？

梁锦松：是不一样的。当时的背景是香港官员还是比较抗拒，而且从内地到香港是没有自由行的，是进行限额的，比如商务旅客，一年的上限是20万人次。

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抱怨就是因为旅客增加导致了很多“水客”，但是我说了，带水货主要是香港人，不是内地人。很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政府未能有前瞻性地去思考。比如，当时我们就提议把西九龙变成文化中心，但是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还是空了一大块地在那边，浪费了很多资源。所以香港人要思考一下，我们这样磨磨蹭蹭地闹下去，到头来受害的是谁。

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你说过，CEPA是两地更紧密的合作，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突破性合作，区别在哪里？

梁锦松：我觉得不能只是循序渐进地来，还需要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怎么样算是突破性合作，还需要专家来研究，怎样利用两地的优势来合作。比如说生物科技，我觉得这是继IT之后能改变世界的领域，可以利用香港保护知识产权的体制，和香港在国际上都很有名的科学家、医学家，来好好利用内地的市场。在生物科技方面，临床测试是很重要的。香港只有700万人口，病人也不够多，而内地有更多的病人可以结合香港的技术，这样就可以在内地做好的东西，同时打开国外的市场。

在经济方面，主要是人流、物流、服务流、信息流、资金流，怎么样在这五个流向上实现更加有突破性的互补。资金方面，香港要有更好、更完善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比如说阿里巴巴不能在香港上市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全球领先的IT公司，6家是美国公司，4家是中国公司，但有9家在美国上市，只有1家是在香港，就是腾讯。这就是拱手将机会让人，因为我们上市的程序不够好。

在人流方面，比如说过关去深圳要花几个小时，是很不方便的，而且经常往返内地的香港居民，如果在内地时间满183天，要给内地交45％的税，不满这个天数的话，则只需要在香港交15％的税，这样就妨碍两边的流动。我很高兴今年总理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

中国新闻周刊：港珠澳大桥很快就要通车了，这是三地物理上连接的纽带，但是工程进展缓慢，说明了什么问题？

梁锦松：当时，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建一个桥，但是没想到做了16年还没做出来。我认为这里面，第一是制度上的问题，第二这也反映了民心的问题。20年过去了，香港大体是成功的，归功于中央保持了“一国两制”。

香港回归是三个方面的回归，第一是政治的回归，这是比较成功的；第二是经济的回归，在签订了CEPA之后也可以说是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人心的回归做得不是很好。

这是我们要承认的问题，十几年以来，我们没有足够重视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诉求，他们会把特区政府施政的失误怪在中央。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内地人，包括政府官员，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在两地合作的时候香港不够积极，或者香港的决策效率太低，你怎么看？

梁锦松：我同意，我只能同意。第一，我们的制度；第二，我们的民情；第三就是我们的某些官员不是很积极。如果我是一个很积极的官员，那我可能会挨骂，当然这个是少数，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心态，做多了挨骂的机会就更多；不做的话人家就不会怪你，长远可能会怪你，但是在任内是不会挨骂的。

少做少错，不做没错，这样的心态是不行的。我希望现在的市民经过了20年，经历了不同的事件，能分辨什么是一个好的政府。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有担当的人出来做点事。

“闹下去没有希望”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在过去20年是不是过于强调“不变”，忽视了和内地的融合？

梁锦松：香港能成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地方。香港绝大部分的老一辈都是内地来的，因此我是非常不赞成本土这个概念的。

当然本土有一个文化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很重视广东话，但是广东话作为教学语言不一定是完全对的，因为中国内地人口毕竟是13亿，全球最大的市场是讲普通话的。

但是用普通话教学不代表广东话就会没有了，最简单的例子是广州。本土文化是要保持和保护，但也不能非黑即白。

我们要灵活地思考问题，香港已经回归20年了，希望市民能好好思考，什么是好政府，不能掉入民选的政府就是最好政府的思维，美国就掉入了这个思维。

现在主要是找一个政府能提供善治，民主应该是保证管治长期不会出大问题的一个好方法。但是民主的内涵不是一人一票就是好的，没有法治，很容易变成暴民政治。 

中国新闻周刊：对新一任特首，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梁锦松：我希望新特首能有效地团结香港人，能够提出一个长远的正确方向，借着国家的支持，特别是现在提出的大湾区的概念，来引导年轻人，把眼界放得更远，共同建设香港。过去20年我们已经错过了很多机会，我希望大家不要再闹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没希望了。

去年香港的GDP提升还不到2.7％，这样推算下去，就算香港不是负增长，到了2047年香港连中国GDP的1％都不够了。我希望大家能这样想问题，在全球化下，香港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平台，但是眼光不能狭隘。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香港的未来？

梁锦松：我现在经常在思考我的孩子以后在哪里学习和工作的问题。我的老大14岁，老二12岁，老三9岁。每年我们都到各地旅游，也经常到内地。我的感受是，香港既没有美国的自由和创新的环境，也没有内地经济奋勇向前的场景。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要承认中国会在15年之内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依然会是创新和具有领导力的经济体，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住在香港，两边都感受不到。

人人争当公务员，退休每月两万元

 在中国，公务员岗位是“金饭碗”，即便社会对体制内存在诸多批评，许多人仍然前赴后继地挤进这一系统，即便需要忍辱负重、屈从规则，也甘之如饴。公务员不仅意味着稳定，还意味着权力、金钱和隐形特权。尤其在一个发展尚不均衡、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进入体制内成为了很多人最稳妥的生存策略。

 

每年，数百万人争相报考公务员，竞争激烈程度比许多热门行业的求职还要疯狂。为什么？归根结底，公务员在中国社会意味着安全感、权力感和优越感。在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市场环境变化迅速，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导致企业裁员、倒闭。而公务员则完全不同，无论经济如何波动，公务员的收入和待遇几乎不会受到影响，即便出现全球金融危机、公务员依然可以按时领取薪水和奖金。

 

公务员拥有如此多的优势，那普通人与体制内人士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区别？答案是：天壤之别！以广东一个二线城市为例，一个普通企业职工退休后的退休金，只有3000-5000元，而副处级干部则高达19000元，正处级更可达22000元。公务员享受更好的医疗福利，包括定期体检、高质量医疗资源，部分地方，仍然存在公务员“公费医疗”或特殊补贴制度。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权力即资源的逻辑，尤其在行政体系庞大的环境下，许多社会资源都掌握在公务员手中。无论是教育、医疗、住房、基建，还是企业审批、公务预算，很多资源的分配都由体制内官员决定，这让他们掌握了巨大的话语权。尽管近年来反腐力度加大，但体制内的隐性利益依然广泛存在。例如，一些关键部门的公务员，通过“关系网”可以轻松获取优质医疗、教育和投资机会，而普通人却无从问津。在许多二三线城市，公务员被认为是“上等人”，他们的社交圈、婚姻市场乃至购房资格，都有着更多优势。

 

公务员不仅享受稳定的工资收入，还可以获得额外的经济回报——包括合法的补贴，甚至是灰色收入。公务员的工资并不算特别高，但各种补贴和津贴可以显著增加收入。例如，“车补”、“通讯补贴”、“住房补贴”等，很多体制内人士的实际收入，远超工资表上的数字。在某些领域，掌握审批权的公务员，可以通过“人情关系”获得额外利益，例如投资房产时获得内部信息，或通过审批便利换取企业“感谢费”等。尽管这些行为受到严厉打击，但仍然广泛存在。

 

公务员成为众人追捧的职业并非健康现象，其长期影响会加剧社会问题。大量优秀人才为了追求稳定，选择进入体制，而非创新创业，这导致社会创新能力下降，经济活力被削弱。公务员的子女，更容易进入体制或获得社会资源，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则难以突破阶层壁垒。体制内人员可以利用“关系”让子女进入更好的学校，而普通人只能靠拼分数，导致阶层流动受限。

 

公务员退休金远超普通人，这意味着财政需要更多资金支持，可能会导致养老金缺口加大，最终由普通纳税人埋单。由于体制内岗位有限，而体制外机会减少，年轻人的职业发展空间进一步收窄，社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中国公务员热的本质，并非人们真的热爱公共服务，而是出于对社会竞争、市场波动的恐惧。体制内提供的权力、金钱和稳定，让人们宁愿牺牲个性、自由甚至尊严，也要挤进这条赛道。

 

伏明霞

 

随后，伏明霞因其美丽大方的形象，开始频繁接受广告邀请。

2001年6月,有着“跳水皇后”美誉的伏明霞在广告界的业务接踵而至。
然而,不久便有媒体曝出伏明霞在酒吧嗑药的新闻，业内震惊，广告商们纷纷解约。
此事件发生后不足半个月,她竟穿了一条写满英文粗话的裤子出席了广告签约仪式,该事件震惊全国,原本谈妥的广告亦付诸流水，一时间伏明霞的情绪与事业都陷入低谷。

然而，伏明霞却在这时遇到了她的真命天子——梁锦松。
当时，伏明霞正参加香港某颁奖典礼，梁锦松是以香港财政司司长的身份出席该颁奖典礼的。
也许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吧，梁锦松正好被安排坐在伏明霞的旁边。
细心的梁锦松发现这位美皇后坐在那里发闷，他觉得自己应尽地主之宜,让她开心起来。
于是，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随手从衣袋里拿出一部电子记事簿中的"拆地雷"游戏，以此来为她解闷。
哪知，伏明霞没玩过这个小玩意儿，经梁锦松演示觉得还蛮有趣,愿意一试。

于是，梁锦松便很亲切地充当起她的指导老师，手把手地教她玩那些内置的游戏。
也许是伏明霞有点紧张，又或许是心不在焉,梁锦松教了半天,她就是不入门,开局就死了。但这位绅士仍不厌其烦地让她放松，慢慢调整她的心情，最终渐入佳境。

正是这次学游戏当"红娘"，使伏明霞对梁锦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十分随和有趣的人,他特别会哄我，说起话来也很温柔，我们交谈甚欢。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谁，是后来别人告诉我他的名字，我才知道他竟是香港特区政府坐第三把交椅的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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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这次聊天互动后，梁锦松先生也被这名美丽青春的武汉姑娘深深地吸引住了。
不久,两人不是鸿雁传书,就是电波传情，或是飞到心上人身边，穿梭京港两地约会。
1952年出生于香港的梁锦松，姊妹众多，家境贫寒，家中他排行老三。
但梁锦松用功读书，他以香港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考上香港最高学府—香港大学。
在大学期间，梁锦松主修经济学及统计学。
从港大毕业后，他曾于1981年和1999年两度赴美国深造，完成了哈佛商学院管理发展课程及高级管理课程的学业。
梁锦松从港大毕业后加入美国花旗银行香港区分行成为这家世界著名大银行聘用的第一批香港本地大学生。

毕业后他由练习生做起，凭借自己精深的知识和精明的头脑，驰骋在香港金融界。
起初涉足外汇炒作，屡屡得手，为自己供职的银行赚回大量白花花的银子——外汇，很令老板赏识，职位不断攀升。
22年后的1995年，梁锦松荣任摩根大通公司亚太区主席，年薪逾2000万。
在工作的23年间，他还先后出任香港、纽约等发达地区的高级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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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凭着上述声名显赫的跨国银行资历，梁锦松逐渐获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先生的垂青，事业上突飞猛进，算是成功男人的典范，更是让无数女人倾慕的对象，就连世界冠军也不例外。
伏明霞与梁锦松两人很快就发展为恋人关系，但由于两人的身份较特殊，一个是跳水皇后，一个经商高手，再加上年龄差悬殊，一时间在大陆和香港都受到媒体与大众的密切关注。
当时有很多人不看好，毕竟年龄相差那么大，很多人都觉得伏明霞有更好的选择。但是伏明霞本人仍义无反顾地要和他在一起。

跳水皇后伏明霞

 跳水皇后伏明霞跟梁锦松结婚，在香港富豪区一座别墅潜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最近终于在媒体露面。女儿还不到一岁半，她又紧锣密鼓，怀上了三个月的身孕。中央电视台邀请做雅典奥运解说嘉宾，也被一口拒绝。看来她是要一门心思做家庭主妇，过简单温馨的小日子去了。 

不过，伏明霞从清华大学拿到的却是工商管理学位。 于是俺就想不通。既然立志做家庭主妇，修读家政课程才算专业对口。家庭理财，家务料理，膳食营养，家庭保健，诸如此类实用技艺才是居家日用的必需。其次音乐绘画，文学历史，直至数理生物，对建设家庭文化氛围，增加生活调味品，帮助子女提高素质开发智力，也都有大小不等的好处。唯独这个工商管理，既看不出有啥实用价值，更找不到任何务虚的潜在余地。 

当然，梁锦松家财上亿，伏明霞身家大概也在千万以上。打理这么偌大的一份家业，本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工商管理学士不会毫无用武之地。但是那样一来，伏明霞恐怕就不仅仅是家庭主妇，倒有几分象女老板女经理了。

其实伏明霞做女老板的条件已完全具备，能否成为现实，只在她一念之差而已。拥有亿万家财可转化为企业资本，便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现代人多讲实惠，没钱也要做老板，让人家服从命令听指挥，一般比较难办。除非人格魅力超常或者舌巧如簧，钱景规划十分引人入胜，足以令追随者如醉如痴，闻风响附。反之，有钱人想开家公司，雇几个人工使唤使唤，却是易如反掌。既能帮助政府增加就业，又给打工仔们提供衣食饭碗，有关方方面面也是皆大欢喜。 退一步讲，伏明霞一人连拿四个奥运冠军，威震全球，享誉中国，名声又好又响，是一块金字招牌。就凭这块牌子，即便一文不名白手起家，贷点款子，吸引投资，做笔生意，还不轻轻松松玩儿似的。一旦公司上市发行股票，买的人也肯定少不了。这方面，杨澜早有成功先例。再如果象李宁那样，推出伏明霞牌游泳衣什么的，相信销路不至于太差。 伏明霞在清华受过正规的工商管理训练，也可以成为开公司做老板的有利铺垫。比较而言，李宁杨澜在这方面就多少有点美中不足。虽然伏明霞九岁进国家队以后便放弃学业，专练跳水，文化基础本来连小学水平都不够，但是经过长达七年的潜心学习磨练，终于拿到本科文凭，跟泥腿子出身的中国千千万万农民企业家相比，做老板所必备的文化知识应该绰绰有余。非要吹毛求疵，充其量也就是少看几本课外读物而已。

当今世界，学习知识渠道很多，不一定非得死啃书本。比如英文，伏明霞曾经闹过笑话，大庭广众穿出字义不雅的英文“文化”裤子，现在因为家里菲律宾佣人只会说英语，日久天长被迫耳濡目染，大陆一般大学生的英文会话恐怕早已不是她对手了。 

社会和职业训练本身也是一所大学校，虽然没有那么些分门别类堂而皇之的课程课本，也一样能学到好多东西，有些东西甚至是课堂上根本没机会学到的。

伏明霞经过中国顶尖教练顶尖设施的长期严格训练，经历过与中国和国际顶尖高手的超高强度的竞争对抗，见识了那么多世界顶尖大赛赛场和领奖台的伟大场面，好不容易出落成真正拥有超一流心理生理素质的超一流人才。与科班出身的芸芸平庸之辈相比，堪称名副其实的凤毛麟角。凭着漂亮容貌杰出身材，炉火纯青的技艺才华，以及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雍容气度，即便不愿意伤脑筋做老板，就是当当教练模特什么的，发挥余热，也算天生大材有所用。

不知道伏明霞做家庭妇女是近期目标还是长远规划。如果是后者，那确乎是国家和社会的损失，也是个人生命的浪费。 然而伏明霞有她自己的主张：“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很好，我不要名也不要利，我只要我自己活得开心，这个名利好像对我来说，离我已经远去了的感觉。可能你单身的时候，你会牵扯得更多一点，但是你已经有家庭了，有小孩子了，可能你现在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孩子的健康，你怎么样去培养你的小孩。” 

人各有志，不能强迫。无论如何，伏明霞自己掌控人生的规划设计权，与过去年代的中国运动员相比，毕竟表现出了一种进步势态。曾经打败众多高手获得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的容国团，就是因为自己不能给自己作主，一切交给党和国家安排，只能把理想信念寄托在革命事业上，等到“文革”期间意外变成“修正主义”典型，被革命事业一脚踢开，精神支柱彻底崩溃，最后走上自杀的死路。另一兵兵国手庄则栋3次获得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受到江青接见，参加过王洪文的中央读书班，当上了国家体委主任。谁知四人帮突然倒台，遭到监护审查。1977年自杀未遂，家庭破裂。跟日本国际友人佐佐木敦子相亲相爱，上级还不许结婚。经过邓小平亲自批准，才终成眷属。 

也许，伏明霞打定主意做家庭主妇，正是对这些运动前辈们国家和社会责任过重，完全没有个人自由活动空间的悲剧命运的极端反动；而她之所以选学工商管理，不过是出于力争上游的冠军心态，对当时社会上最热门专业发出的本能挑战。

梁锦松

 像香港大学这样的优秀学府，每年的优秀毕业生，都是各大企业争相抢夺的聘请对象，优秀如梁锦松，在香港大学毕业以后，自然也是不用自己找工作，而是工作主动找上门的。

当时在业界享负盛名的花旗银行，就录取了梁锦松为首批香港本地大学毕业生员工。

刚毕业就能进入大银行工作，任何人都会为自己的优秀感到骄傲，但是梁锦松没有。

对于花旗银行，梁锦松更多的是看作是一个可供自己学习、努力的地方。

在这里，梁锦松竭尽全力汲取到更多的金融知识，为自己能实现更加远大的目标做铺垫。

天资聪颖外加愿意比别人付出多几倍的努力时间，让梁锦松在两年内就学会了外汇买卖，并且成功成为花旗银行最会投资的人。

不仅梁锦松在这期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且还帮花旗银行做了不少获利巨大的投资，这让梁锦松在花旗银行的地位青云直上，甚至获得了“常胜将军”的称号。

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单位，梁锦松始终保持着学习的态度面对一切。

就是因为这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让梁锦松的知识储备量变得惊人。

而更惊人的是，梁锦松利用这些学到的知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钱，也成功让世人对梁锦松刮目相看。

工作时期的“常胜将军”

对于梁锦松这样从小穷怕的人来说，应该是极度的资本主义、利益至上的人才对，梁锦松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人。

在花旗银行提出要把梁锦松升为花旗银行香港区的行长时，还同时提出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要求梁锦松将自己的国籍改为美国。

在当时美国和中国国力悬殊的情况下，就算梁锦松改变自己的国籍也不足为奇。但是梁锦松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他拒绝了花旗银行改国籍的要求，并且正式向花旗银行提出辞职。

梁锦松拒绝花旗银行的年份是1992年，当时的香港尚未回归中国，梁锦松能有这样强烈的爱国意识，确实是值得称赞。

很明显地，梁锦松将自己的个人利益放在了国家利益的后面。这也是为什么，梁锦松后来会放弃自己在银行的高薪厚禄，跑到特区政府任职财政司司长一职。

“视钱财如粪土”这句话，是不能用来形容梁锦松拒绝花旗银行2300万年薪的行为的，毕竟梁锦松骨子里，还是喜欢赚钱的。

只是因为梁锦松本身就具备赚钱的本事，所以在哪里任职、任职什么职位，对梁锦松来说不太重要。

离开花旗银行以后，梁锦松马上就收到了来自美国大通银行抛来的橄榄枝。

在美国大通银行就职期间，梁锦松同样为大通银行创造了不少收益，他在大通银行的年薪甚至比在花旗银行时还要高，这就是梁锦松价值的体现。

千禧年，正值香港回归祖国不久之际，梁锦松决心用自己所学到的财政知识，帮助香港更好地适应一国两制的制度，为香港创造出更繁荣的局面。

在梁锦松任职财政司司长期间，切实地为香港搞创收，还被誉为香港的“财神爷”。

可惜这个“财神爷”只当了三年，他就辞去了财政司司长一职。

大概是官场的一些尔虞我诈，让梁锦松觉得比商场的风云变幻更难控制，所以他宁愿离开官场，重新回到让自己更加舒适的商场吧。

不过，梁锦松在今年被正式任命为中国建设银行的独立董事，成为了国有企业中的一员，而且是高层。

梁锦松在经济学方面的聪明才智，也会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