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腰斩的校外辅导, 冒犯了最碰不得的一条红线｜文化纵横
晚间在海外上市的教育股大跌，并带动更多领域的中概股下跌，有点崩盘的样子。海外投资者在集体撤离这些他们“看不懂”的中国重监管行业。
针对这个事件，作者简单点评几句。主要围绕中央的监管思路，讲讲顶层的政治逻辑。
同时也借此说明一下新时代下中国模式的一些新特征。
1.可以看出，现在是从最高层出发，自上而下地去抓整个教育行业的改革及教培行业的整顿的，早已经超出教育部的范畴了。教育部只是一个核心参与执行单位，其他部委条线也要参与的，中央统筹各部门来一道解决教育问题。
2.所以，教育问题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细分领域的政策问题了，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教育问题是放在政治高度的，要从政治角度去理解，是一个大政治。（俗话说，我们要提高自己的“政治站位”去认识其本质）。
3.过去几年有许多的经济政策、行业政策、社会政策，其实最后看都是政治性的，是大政治，背后有一整套的伦理、逻辑、价值观、目标，它不是一般意义的工具手段型的政策，而是基本方略、国策。作者习惯性地将其称为“政治”。企业、市场包括不在少数的体制内监管机构，实际上都没有能够从政治的高度去理解，其认知是有一个滞后的，经过一次次事件，逐渐才发现原来相关的政策不仅仅是政策，已经上升到更高的政治高度。
4.譬如房地产住宅开发行业。2016年中央就提出“房住不炒”，加码调控。但大多人过去一直认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里的“夜壶”，在“促发展”和“调结构”方面，永远会偏向促发展，所以经济不好了，一定就会放开房地产。大部分人都是按照这个定势思维去理解的。包括企业、地方政府、具体条线的监管单位、市场等。没有人从国家战略方位、国策等大政治的高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即：
（1）房地产最终到底应该在国民经济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住房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资源，对社会稳定和谐、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有重大战略、政治意义，不能简单的交由市场力量去配置？
（3）房价高企对社会经济的广泛影响？譬如资产价格变化导致的贫富差距（有产与无产者之间贫富差距的加大）、年轻人的职业取向（在高房价压力下，毕业生无法安心投入收入较低的行业）、消费能力（高房价会挤出对其他行业的消费能力）、企业的取向（不愿意专心做实业，而希望搞搞资源型的房地产）、对金融的影响（会抢占金融资源、挤出其他实体经济的融资能力，同时与金融高度绑定将加大社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对地方政府的影响（更加依赖土地财政，有动力减少供应、高价出让土地以获取财政收入），以及对出生率/出生意愿的影响，等等。国家领导人是从更高的角度看待问题的。房地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工具和手段，而是一个各种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源头，必须加以解决。解决房地产问题是大政治。
一开始大多人是认识不到的。所以2018年末进入中美贸易战寒冬，2019年各种力量觉得中央在博弈之下要放开地产；结果中央立即出手加重调控，大大超出市场预期；2020年疫情初期再来一次，扶持实体经济的流动性释放后，地产企业低成本融资，土地市场回暖，中央立即出手，推出“三道红线”等一系列政策。然后是银行贷款集中度管理、土地出让双集中等政策。
截至今天，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房地产调控是大政治，是基本国策。政府在尝试纠正过去走过的道路（虽然因为路径依赖的问题，是有难度的），但绝对不能重蹈美国、香港的覆辙。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是用了将近五年时间，才让社会各方力量形成相对比较清晰的认识，看到这真的是一个大政治。
我们的领导人对这个行业有具体、系统性的想法，可以定义为其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只是没有这么提而已。
5.其实早些年，对影视娱乐、对游戏行业都有过这样的政策，实行整顿。很多是通过资本市场入手的（限制企业上市/融资），所以投资人/市场会有反应。但一开始，人们还是会以个别行业、个别情况、个别案例的角度去理解，没有上升到“政治高度”，更看不到这其实就是新时代，中国模式和原来不一样了。
6.如果说房地产行业虽然规模体量大，但影响的还是“细分领域”的投资人（主要是境内以固定收益为主的各类资金方），游戏、影视娱乐等行业影响了个别企业及对应投资人，去年蚂蚁上市折戟案例及后开始“限制资本无节制扩张”——从限制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到关注数据安全等一系列的行业政策，就开始波及更广泛的企业与资本市场了。如果说2016年迄今五年的“房地产调控”还有点“温水煮青蛙”，是一个全市场和社会渐进发现的过程，力求实现某种软着陆（因为房地产在国民经济占比里太大，动辄会影响到金融和经济的安全与稳定），那么对这些新经济行业的政策调整，似乎就来得更加“急剧”和“猛烈”了，好像一下就出来一大堆政策，使得这些行业的发展突然出现了很大的政策不确定性，而这些行业又大多是采用离岸融资方式发展的，投资人很大一部分是外资（而且是“真外资”），且在美国上市。这些投资人群体距离新时代中国的国情、模式、政治、政策那就更远了，他们对这么大的信息量确实是无从消化的。金融最憎恨的就是不确定性，看不清楚的就不要投。所以他们的选择就是先撤资再说。
7.回到本文的主题——教培行业，作者认为，对教培行业的整改和前述的房地产行业调控是一样的，这是个大政治问题。领导人有一个更大的顶层逻辑，涉及到教育在中国究竟应该怎么搞，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1）教育是不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社会资源，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富裕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如何为社会创造更大的机会平等？也即——所在家庭的收入能力是否应该影响到孩子对教育资源的获取能力？——诚然，我们有一考定终身的高考，但对孩子的“干预”还是能够很大影响其学力的。而从包括上课外培训班到买学区房，无不与家庭经济能力相关。而扩大机会平等，对防止阶层固化、提升社会流动性、保持社会的活力是非常重要的；
（2）青少年在成长期（从3岁至初中阶段）主要应该把时间用来做什么？是德智体相对全面的发展（其中包括我们领导人特别重视的保护视力健康，以及“野蛮其体魄”）、保证孩子们能挖掘兴趣爱好的心理健康与快乐，还是把整个高考前置到3岁开始准备，陷入无穷无尽的内卷？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是否真的能够适应未来?
（3）教育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涉及到核心价值，涉及到意识形态？是否应当纳入监管，匹配中国模式？前几年可能尚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但在今天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这就是一个重大问题了。作者认为，领导人会尤其关心，我们社会所谓的精英群体，这些企业家、企业高管、高收入专业人士、海归菁英，他们的后代在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是舶来的离岸教育，还是中国教育？如果是系统性的“舶来教育”（即“国际教育”），如何保证他们对中国的归属、认可、理解、忠诚？
（4）如果教育是如此重要的一个领域，那么它应该有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方式，什么样的行业政策？首先是，公立教育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否应该承担更多，成为有质量且均衡、免费的公共教育的提供者？是否可以利用互联网和新兴科技手段去拉平教育资源？譬如让政府采购和统筹安排，由人大附中或实验二小的顶尖老师为全国提供网课——甚至让他们把主要的时间精力放在基于网络的教学及对其他教育机构及人员的赋能上，而不是专门针对他们所在学校的几百名学生？科技和举国体制使得这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安排在2021年的中国成为可能。想象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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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与金融的关系。需要问一问，社会资本应该在教育行业里发挥什么作用？金融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金融和资本一定是逐利的，金融和资本的介入一定会使得教育产业化、盈利化、逐利化。资本的支持也会使得行业出现更加激烈且恶性的竞争（现在称为“内卷”），并影响到消费者。所以，中央希望切断金融与教育的联系，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之下导致的教育产业化无序扩张。再者，我们看到大部分教育公司都是境外上市的（尤其是在美国上市），作者认为，这主要倒还不是数据安全或国家安全的问题，而是，只要整个将教育产业化的资本链条都是离岸的，游离在中国政府的管辖之外，那么中国就没有办法切断教育与金融之间的联系，无法实现自己重塑教育的目标。所以，必须从源头上即融资面整个限制外资介入教培产业。
（6）教育与房地产行业的关系。2021年4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指出，要“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第一次提到了学区房的概念。学区房其实就是教育与房地产的联动。为什么核心城市的核心地区（通常又是老城区）房价高企？因为这里有教育资源。中国的国情是，教育资源是地方化的、属地的，“local”的，核心公立教育资源的分配，是通过土地房产和户口，落位到具体的房地产资产上的。这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内卷”驱动下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必然会导致对核心房地产资源的追逐，这种追逐又会成为推动房地产交易市场及推高房价的“鲶鱼”。对此中央的诊断和意见也很清楚，就是要打掉教育与房地产之间的联系。所谓的“中国模式更进一步”，疫情一方面使得资本驱动的线上教育得到大发展，另一方面也让领导人看到，由国家主导的线上教育可以是一个给全体社会赋能、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化、确保最大程度机会平等的绝佳工具！站在2021年的今天，在互联网科技和举国体制的支持下，确实出现了一个切断教育与本地化/房地产之间联系的契机。
（7）教育与人口及少子化的关系。维护及促进人口稳定增长就更加是一个国家的大政治了。教育成本高企会降低夫妻生育多胎的动力。少子化有几方面的因素，一种是年轻人追求独立生活，不愿意结婚。不结婚就无从谈及生孩子了。另一种情况是已经有小孩的父母不愿意再生。按说，这部分人群生育的“边际成本”是比较低的，鼓动他们再生一个可能比鼓动年轻人早婚早育更容易一点。而当今教育内卷下的教培行业无序发展确实会大大增加他们的机会成本，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所以，中央肯定希望通过整顿教培行业，提升整体社会的生育意愿。
（8）教育产业与其他行业的关系。教育产业无序发展，还会挤出家庭对其他行业的消费意愿。这个情况无序发展下去，就会发现教育，会成为国民经济领域里的一个巨大的产业。这个巨大产业由两方面构成，一种是“高考产业”，旨在将对高考的角逐前置到3岁；一种是“脱离高考产业”——旨在为摆脱高考的出国留学做准备的国际教育体系。前者危及素质教育，后者有意识形态风险，两个赛道的“内卷”都会危及孩子的心理健康，同时抢占家庭的消费支出，挤出其他行业所能获得的资源。
8.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教育是我们核心的文化基因。只要有条件，我们就会孜孜不倦的竞争教育资源，陷入某种内卷，并挤出其他资源。在过程中，如果房地产、金融可以成为助推能力，就会使得教育出现“产业化”并“无序增长”。我们看到，房地产、金融/资本、人口三大因素都是国家的大政治，而教育不仅仅本身就是大政治，还是将所有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只要教育与其相互作用，就会影响到国家的大局，所以，教育才是最大的政治，是大政治中的大政治。对于教育，必须从最高的政治站位角度去理解。
9.中国的终极人才选择方案会是什么呢？还是高考。笔者之前写过文章分析，高考这个机制是中国教育公平大政治下的必然选择，高考是绝对不可替代的。而只要存在高考这样一个相对公开、透明、标准化的机制，人们就可以提前的去准备和应对。只要足够多的人这样做，并且都能比较容易找到资源，就会产生内卷。前面分析的金融和地产都是其中的推力。而如果不去动摇高考制度，同时追求对教育及教培产业的重塑，那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一、国家管控，整顿高中阶段之前的教培产业，把路堵死，让你没有选择，那样大多数人就“老实”了；二、利用举国体制及互联网手段，为广大人民提供更多的优质免费均衡的教育资源。这些举措能不能完全消灭课外培训呢？肯定是不能的。只要有需求，它一定会转为某种地下经济，“隐秘的存在”。但由于它与金融及地产的系统性联系已经被切断，就会从视野里“消失”，不再成为一种系统性问题，不会再促发大规模的内卷。而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这就足够了。他们会回到80~90年代（作者长大的年代）。那时有没有辅导呢？也是有的，但是很少，并不成为风气，主要靠自己学习。那时家长管不管呢？也有的家长管，但不是必须，也是看每个家庭。但不存在一个“吃人”的教培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把备战高考的精力留在高中阶段。而如果国家能够在小初阶段提供均衡、免费、有质量的公共教育，我相信大多家庭是会满意的，乐见此结果。
10.所以，教育是真正的大政治，中央提出政策的背后，是有一整套顶层想法、思想、理念、逻辑的，是有体系的。而前文提及中央近期对许多其他行业/企业的规整，背后也都有自己的顶层逻辑。企业及市场参与者要理解新时代中国，就必须理解这些逻辑。
11.资本无序扩张支持下的教育“内卷”绝对是可以让一个社会窒息的，它会让社会变得死气沉沉、毫无生命力，同时还不能创造出健康及适应未来的人才。涉及到教育，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其实都有这种问题。而日本也是“内卷”最严重的社会。“内卷”严重发展到最后，就是年轻人恐惧社会，甚至厌世自杀。
12.所以我们再来看看新时代的中国模式，它非常有特征：
（1）中国有很强的能力去遏制资本，这与我们全国一盘棋的举国体制有关，也与我们体制内的社会主义基因有关。如果说西方政治的主题更多的是把个人或公共社会与政府对立起来的话，我们的政治主题则更多的是把资本/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对立起来。这就是差别。
（2）中国把最大化大多数人群的福祉，实现更大的机会平等与共同富裕作为目标，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也与我们当代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关，而我们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且将它中国化，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正因为它与我们的很多传统相契合。
（3）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把国家看成一个有机的、有生命的共生社会，要讲和谐。现在不搞阶级斗争，不把人群分化，但依然强调全国一盘棋，大家各司其职，为国家做事情。资本和企业（我这里说的是中国的资本和企业）也是国家和社会的组成部分，要参与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里来，参与“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有政治觉悟，政治站位，从国家、民族、社会、人民的福祉上考虑问题。所以，国家让你退出，你就得退出。那你退出去干什么呢？当然去干那些国家鼓励的、符合上述大政目标的行业，
（4）中国其实是一个“德治”社会，即一切的背后有一个更高、更抽象的伦理与逻辑——即所谓的“high morals”。它才是我们的指导精神。政党、政府、政治家乃至法律法规和政策，都要受制于这个high morals。这个high morals是人民所向往的，是某种人民的意志。它来自于我们的文明、文化传统及社会道德理念与共识，当然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渐变的，有时代性。领导者和政府要去发现这个共识，并以此决定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方式与路径。这套体系是超法律的，或者说不在法律体系内运行。法律在我们的治理里扮演的只是工具作用。
13.笔者所讲的这套中国模式，是西方人非常难理解的。他们只能从明文法律规则和制度上去理解一件事情。他们相信西方奉行的“法不禁止即可为”，对法律和规则不能随意调整，政府也不应该有任何的主观性和“武断性”。前面讲的这种中国政治伦理，对high moral的追求，对法律的“工具化”，是他们绝对无法理解的。他们能看懂法律，但因为和我们不同一个文明与传统，不知道我们追求的high moral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而透过笔者前述对房地产和教培行业政策的分析，其实可以看出，我们的政府是用几十年、上百年的角度去规划我们的社会，制定治理方略的，背后有明确的价值观、理念和逻辑。而不在中国对这些是很难理解的，外国投资人看到的只有“武断”与不确定性。看不懂的情况下，自然只会撤资。
14.而这就是中国近期在互联网、教育等行业推行新的产业政策的海外影响：因为推出政策，使得海外投资人更看不懂中国了，选择退出——至少是暂时性退出。这个过程，至少在短期内，对已经在境外上市的企业及希望获取境外融资的企业是痛苦的，可能会有不小的摩擦和代价，会有不小的“负面外部性”。但对于遵循长期主义、规划制定百年大计的中国政府来说，这些就都不那么重要了。而且，切断“问题行业”或核心领域的海外资本驱动，不仅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且本身就是政策目标。
15.其实，只要能够读懂中国，看明白中央治国理念及顶层逻辑，就应当看到，其实中国的投资背后有很多的确定性。李世默去年末有个演讲“读《求是》，做投资”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讲得很好，我把链接奉上。
以前有句话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其实现在做投资、做企业也一样，到那些契合中央大政方略、符合未来发展新格局的行业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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