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拜登胜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
选自《前线》杂志 2021年第一期
[摘要]
无论美国选举结果如何，至少有3个不可能改变：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发展趋势、美国两党都认为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的认识、美国社会短期内对华态度。
拜登胜选后，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构仍以竞争为主，但政策的可预期性、连贯性和双边关系稳定性将会增加。中美双边对话可能部分恢复，但不可能扭转中美关系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立足自身发展，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以自身实力赢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美国大选；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发展战略
[作者]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刘丹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博士研究生
2020年 11月 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约瑟夫·拜登，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习近平主席指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拜登胜选后，中美关系怎样发展，我们应有一个基本判断，进而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美关系总体趋势：竞争大于合作
拜登胜选后，中美之间竞争态势仍将大于合作，很难回到以往的“蜜月期”。究其原因：一是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差距逐年缩小，两国经济差距前所未有地趋近，美国试图全面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已经很难奏效。二是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尖锐竞争在形式上可能有所缓和，但在实质上很难有根本改变。三是美国社会对华负面情绪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持续上升，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中美经济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2019年中国的 GDP 为 14.4 万亿美元，约是美国 GDP 的66%。2020年美国经济受疫情影响的程度要高于中国。根据IMF的测算，预计中国的GDP同美国相比，比例可能进一步上升，将超过70%。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国可能正在发展成为美国只能共存而无法遏制的竞争对手。所以在新型大国竞争环境中，中美两国更有可能会努力提升各自在经济、军事和技术等方面的水平，同时避免脱钩或引发新冷战。
全球经济已经步入创新引领时代。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应用对于提升全球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为遏制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发展，特朗普政府采取极其强硬的制裁手段，导致双方在相关领域的交流几乎完全停滞，战略互信几乎完全破裂。以移动通信半导体技术为例，作为历史上全球采用最快的技术，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预计超过1万亿美元。在过去的30年中，每个晶片的晶体管数量增加了近100万倍，处理能力提高了45万倍，每年降低了20％—30％的成本。
这项技术的飞速发展还促成了1980年代的大型手机到2010年代的智能手机的过渡。如今已覆盖全球50亿左右消费者的智能手机，其计算能力比1969年帮助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的大型计算机更强大。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半导体行业无可替代的领跑者，拥有45%—50%的市场份额。从PC和IT基础设施到消费电子产品的最终应用市场，美国在23种半导体产品类别中均处于技术领先地位。对于可能由中国引领的技术创新未来，美国受困于被超越的恐惧，全力遏制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发展，甚至不惜牺牲其海外市场规模，以尽可能广泛地封堵中国相关企业芯片材料来源。自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以来，美国排名前25位的半导体公司的收入中位数同比增长率已从在 2018年 7月实施第一轮关税之前的四个季度的10％骤降到2018 年末的1％。而在美国2019 年 5 月限制向华为销售某些技术产品后的三个季度，美国顶级半导体公司的收入中位数均下降了4%—9%。
对华持负面观点的人群比例上升。这可能是特朗普政府遗留的对中美双边关系最具挑战性的政治遗产之一。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对华态度明显恶化，持负面观点的受访者比例大幅上升。4年内对华负面观点上升约 20%，2019年上升13%，达到73%，而这一数据在 2006年的最低值仅为29%。甚至有6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表现糟糕，仅有31%持正面态度。这一情况不会因拜登就任而发生根本逆转。在美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视角中，中国可能仍然是阻碍美国发展的角色。在拜登政府的定义中，俄罗斯是美国最大威胁，中国是最大竞争对手。这意味着尽管中美双方不处于敌对状态，但在具体竞争领域摩擦冲突不可避免。
理性对华强硬：良性互动增多
2020年，拜登在《外交》杂志刊文《为何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阐明了其对华政策的基本立场。 尽管在具体实施中可能面临调整，但也展现出了与特朗普政府的不同。一是美国将提升创新优势，并联合其他“民主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对抗来自中国的挑战。二是在5G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美国应加紧创新步伐，避免让中国和俄罗斯制定规则。三是在气候变化、防核扩散和应对公共卫生挑战等方面与中国开展合作。可见，在对华态度总体强硬不会有大的改观的情况下，拜登政府可能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使中美之间的对话得以恢复，双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理性。这些政策调整，既受到民主党一贯政策导向的影响，也与拜登个人的执政风格密切相关。
基于历史经验分析，民主党对台湾、西藏等敏感问题的关注度高于共和党，也更关注人权、气候变化等容易引发双边摩擦的议题。近期民调显示，民主党认为对美国国家利益存在威胁的前5位因素分别为：新冠病毒流行、气候变化、国内种族不平等、外国干预选举以及国内经济失衡。而共和党则将“中国实力提升”视作威胁美国利益的首要因素。 相对而言，在近期民主党关注的议题上，中美之间拥有更多的合作空间。拜登胜选后，可能会优先考虑通过具体领域的合作打破目前的僵局，逐步恢复双方高级别互信。作为相对成熟的政治家，拜登执政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都会强于特朗普，不会出现朝令夕改或是“推特治国”的情况，有可能会在如下方面做出明显的政策改变。
重返多边主义框架，增加共同利益。
特朗普政府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重塑”并未取得理想效果。“美国优先”导致美国退出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伊核协定》等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多边组织或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疏远甚至恶化了与盟友的关系。但拜登政府会扭转这一局面，特朗普退出的多边框架，拜登会重新加入，与盟友的关系也会有较大缓和。对于中国而言，这一举措具有两面性的影响。一方面，此前特朗普不愿依靠盟友的力量对中国施加遏制，反而导致了美国的孤立。倘若拜登能够联合盟友共同开展与中国的竞争，那么可能会在具体实践中给中国制造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特朗普退出多个多边合作框架，导致中美之间的沟通渠道被严重阻碍，不仅极大地动摇了双边关系，也导致了一些需要合作的跨国议题难以取得进展。而拜登政府重返多边框架的举动，将极大地改善双方在一些跨国问题上的合作。就当前的情况而言，如果中美两国能携手提供有效的公共医疗产品，则有助于缓和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推动国际秩序重回正轨。
重启双边交流，缓解保护主义压力。
在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经济的活力和对人才的吸引力让世界各国望尘莫及。一旦孤立主义的政策持续推进，影响到自由贸易传统和人才在美国的生存与发展权益，让外界认为美国变成封闭、保守的国家，美国对资本和高素质外来人才的吸引力将会大打折扣。拜登作为从政经验丰富的建制派领导人，见证过源源不断的资本与人才对美国战后霸权无可替代的贡献，对此可能会有更理性的认识。在贸易领域，特朗普政府并非保护主义政策的首创。历史上，美国也曾多次以贸易保护的形式向他国施压，并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20世纪 30年代各国相互提高关税、设置贸易壁垒的行为直接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大幅扩大和法西斯政府在多国执政。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同样造成了全球贸易的扭曲，受到多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对。关税政策是阻碍商品流动、人为制造稀缺属性的政策。显然，这一政策只是使生产稀缺商品的人从中获利，而造成的损失总量远远大于获取的利益。国家不可能持续通过人为地把所需产品变得稀缺而成为赢家。
所以，即使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无法认同美国能够通过贸易战迫使别国支付加征的关税而获得持久稳定的收益。拜登政府将更加重视创新与合作的作用，会对孤立主义政策进行纠偏，不会在科研、留学生等方面对中国施加过度的限制，也不会不计后果地对中国及其他贸易伙伴推行大规模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已经偏离了自由主义传统，而在未来，适度稳定的中美人文、经贸、科技交流仍然可期。
关注敏感问题，但会把握分寸。
对于拜登政府，无论是基于其民主党一贯传统或是拜登的个人执政风格，对台湾、人权等敏感问题的关注都可能有所上升。特别是台湾问题被美国两党视作遏制中国的抓手，所以美国两党都会加以利用。区别在于，特朗普缺乏对度的把握，而拜登则可能会有所节制。这对避免台湾问题或其他敏感问题失控，缓和中美关系有明显的好处。
中国应立足自身发展保持战略定力随着中美两国经济总量的趋近，美国会日益感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压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消费市场，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将超过美国，也可能在生物医药、电子通信等技术创新密集发生的领域进一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如果美国长期缺乏战略信心，可能还会不断拿出针对中国的遏制政策。我们既不应低估美国力量，也不要过分恐惧和反应过度。
立足未来一段时期的中美竞争，中国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做好自身努力：
一是重视硬实力，不断提升国家整体工业化水平和高科技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
二是充分发挥双循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有序扩大对外开放。
三是讲好中国故事，让西方更好地理解中国、读懂中国。
工业革命是西方国家赶超非西方国家的关键。前三次工业革命几乎全由英国、美国两个国家垄断。不仅如此，过去300年，英美两国还垄断了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霸权。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开始启动的。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我们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国。时至今日，5G技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构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契机，中国在其中的部分领域实现了与西方国家齐头并进。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决定未来一个世纪人类文明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而且因为西方国家无法实现垄断，所以中国在不断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主要参与者。
我国提出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环境与背景。一方面，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另一方面，中国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问题，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推进形成双循环发展格局，需要在努力参与双边、区域与全球性多边合作的同时深化国内市场改革，挖掘发展潜力。在国际循环层面，尽管近年来中美之间摩擦明显增多，但中国依然在加快参与多边合作的进程。仅2020年就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步入新阶段、《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协定历时 7 年成功签署等一系列对外开放新举动。在国内循环层面，我国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极大的消费潜力，繁荣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将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从而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读懂中国。让世界真正认识到中国是营造良好未来发展空间的国家。进入21世纪，西方承认中国崛起，承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变化，就是承认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的，在心理上排除了西方模式的唯一性。但由于英美等国对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引领作用，自由主义价值观主导了近代约300年的时间，导致中国的声音和立场长期遭到忽视和误解。这就要求我国外交战线和学术界，应更深入地做足功课，深刻理解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中国历史的延续性，系统总结中国革命与改革进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化进程中的伟大实践，更好地向世界传播理性的中国声音，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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